衛武營本事

所有可能的詮釋中最好的一種?

2018.11.23

文|鍾欣志 Joscha CHUNG

 

HBO電視台2012年首播的影集《新聞編輯室》(The Newsroom)一開場,男主角針對「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」這一想像,做了番鏗鏘有力的反駁。編劇為這場戲寫了機關槍連發似的長串台詞,掃射的對象,是自認為「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國家」、對現狀十分滿意的樂觀主義者。首演於1956年的輕歌劇《憨第德》,可以說在更早之前便對同樣的美好想像提出過質疑。

 

  將十八世紀伏爾泰的諷刺小說改編為舞台作品的想法,最早並非出自伯恩斯坦,而是劇作家莉莉安.海爾蔓(Lillian Hellman)先有此念。伯恩斯坦之前曾為海爾蔓描寫聖女貞德的舞台劇《百靈鳥》(The Lark,改編自Jean Anouilh的法文原著)譜寫配樂,兩人合作愉快;不過,促使兩人決定改編《憨第德》更大的原因,仍是對時局的共同關注。自四零年代末,美國國會與FBI頭目約翰.胡佛一個鼻口出氣,打著反共與國家安全的旗幟,大肆調查美國公民「不屬於美國」的公、私活動。這些調查直接削弱了藝術工作者視為最高價值的言論自由,海爾蔓便曾在反抗國會調查下,名列好萊塢黑名單,生計大受影響,甚至她身邊的人也為此入監服刑。音樂圈內,伯恩斯坦推崇的前輩柯普蘭和他自己,都在五零年代初被貼上共黨代言人的標籤。

 

  在親身經歷「麥卡錫主義」甚囂塵上的這兩位創作者眼中,伏爾泰小說對歐洲當年樂觀主義教條的嘲諷充滿了現實意涵。對伏爾泰來說,一面相信「我們活著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」,一面見證哀鴻遍野的重大天災——如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——與宗教裁判所的信仰檢查卻能無動於衷,萬難自圓其說。他以小說批判矛盾世道的方式,便是讓身為樂觀主義信徒的角色在短時間內經歷多重天災人禍,但讀者卻無須為其擔心,因為翻過頁來,便是各種瞎爆的死裡逃生,或是「所有可能情節中最不可能的」神救援與萬里重逢。

 

  小說《憨第德》在文學傳統上承繼了角色雲遊四海、浪跡天涯式的冒險小說(Picaresque Novel,如《唐吉軻德》),此類作品並無嚴謹的結構,前後情節也可能缺少因果關係,主角多去或少去一個地方,對整體作品影響不大。可想而知,這樣鬆散的小說要改編成一晚演出的戲劇,勢必需要不少加工。海爾蔓和伯恩斯坦用了兩年多時間,輕歌劇《憨第德》總算得以在1956年秋天首演。這時候的作品形式已遠遠不是海爾蔓當初所設想的「舞台劇加配樂」,歌詞作者換過幾任之後, 劇本容納了更多人的創意,連伯恩斯坦、伯恩斯坦夫人都分別做出若干貢獻。於是,從結構到內容,這部輕歌劇難免給人一種集錦拼貼的感覺,歷來的幾次重要演出,也都曾在劇本上有過加加減減的修改。本次衛武營演出所依據的1993年音樂會版本,直接來自伯恩斯坦為1988年蘇格蘭歌劇院的製作,以及次年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的音樂會所做的修改。當時海爾蔓與另外幾位陸續參與過劇本修編工作的作者皆已謝世,整版演出便以作曲家的意見為依歸。

 

  《新聞編輯室》第一季最後,主角看著年輕、勇敢的實習生,對她說,「你就是美國之所以偉大的理由。」以充滿理想主義的精神,回應影集開頭對「蠢蠢的樂觀」的批判,終究提供了些許娛樂業似乎無法或缺的正能量。《憨第德》呢?劇本安排主角歸隱山田,且收留全劇「命運多舛」的諸位角色,他和寇妮孔也終於放下樂觀主義的有色眼鏡,正眼相待,以亂世中溫情滿滿的場面結束全劇。當代導演劇場總是追求「所有可能的詮釋中最好的詮釋」,但所謂的「好」,自然取決於創作者處於一時一地的獨特感受。佩芳導演旅德多年,在歐亞大陸來來回回的創作旅程,往往十分Picaresque地展開著。她選擇了十分特別的方式收尾全劇,即便只是Semi-Stage的製作,依舊令人期待演出時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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